时值初冬，天府之国的都江堰，苍山掩翠，流水汤汤。2025年12月5日，这条见证了中华民族两千余年治水智慧的堰功道，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漫步交谈的身影。

习近平主席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娓娓道来：“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

一场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文明对话，让都江堰向全球开启了中国以治水为始、以治国为归的文化交流窗口。

都江堰体现中国治水兴邦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是一部与水共生、治水兴邦的文明史。中国先贤很早就超越了单纯对水的自然崇拜，将治水活动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统与家国社会的大格局中审视，积淀出“天人合一”、“人水和谐”、“上善若水”的朴素而深邃的系统哲学，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都江堰是我国治水文明的典型代表和鲜活象征，集中体现了道法自然、动态平衡和善利天下的核心内涵。

首先，相比较世界很多著名古迹和建筑，都江堰不是对抗自然、对抗人民的纪念碑式建筑，而是顺应自然、造福千秋的民生工程。其“无坝引水”的设计理念，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鱼嘴分水堤利用岷江弯道的水流动力学原理，自然实现“四六分水”，飞沙堰则巧妙利用环流作用自动排除泥沙，宝瓶口测控一体巧妙控制进水量。这一系统不是通过强力改变河流本性，而是通过巧妙工程因势利导，使水的自然力量为我所用，达成人水和谐的境界。

其次，都江堰工程最精妙之处在于动态平衡的自我调节能力。“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概括了维持系统长期稳定的关键。深淘滩确保河床有足够的过水能力，低作堰避免过度干预水流。这一智慧认识到，任何系统都需要在变化中寻求平衡，过度控制和掠夺反而会导致系统崩溃。

最后，都江堰历代建设者都本着善利天下的初衷。工程“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体现了水利工程多方面多功能惠泽民生的价值追求。从三国时期专设堰官的诸葛亮，到元代铸铁龟固堤的吉当普，到清代总结治水经验的阿尔泰，再到贺龙元帅将岁修都江堰作为入川头等大事，将都秉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使命感，使都江堰成为跨越朝代、持续造福的公共工程典范。

中国治水历史表明，善治国者必先善治水。中华民族众多水利工程遗产，遵循“道法自然”的智慧实现避害兴利，其滋养的不仅是万里沃野，更是一个民族关于善治与长治的“海晏河清，时和岁丰”永恒理想。

从大禹“疏导九河”的文化足迹，到舳舻千里的运河华章，水脉滋润锦绣天下贯穿中华文明始终。大禹治水疏导结合，其顺应水性的创新，隐喻着把握变革方向与疏解现实矛盾的治国之道。汉代贾让治河三策，其中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的思想，则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久久为功又留有余地的包容性发展智慧。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远传欧洲影响深远，与意大利熊三拔共著《泰西水法》融合东西方治水技术，将兴修水利提升至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是治水之道即是安邦定国、经世济民之道的伟大实践者。

如堰功道两侧青铜雕像一样，历代为各地水利工程的修建、维护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治水先贤，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全球独特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与民本性。这一思想穿越时空，在新时代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将水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观的现代治水治国实践。

新时代治水方略蕴含丰富治理智慧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将治水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刻指出善治国者必善治水，将水安全提升到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这一高度，明确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水安全问题考虑进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思路，正是对千年治水智慧的继承和发展。

其一，“天人合一”整体观是“系统治理”的文化源泉。从长江大保护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当代中国不再孤立看待一条河、一片湖，而是将河湖治理置于整个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加以呵护。

古人强调治水需与治山、治林、治田相结合，今天则演进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因此，针对全球水治理中普遍存在要素割裂、利益冲突、协同困难等难题，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强调流域间、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治理的多元参与者是命运共同体，从而才能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协同推进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这彰显了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的整体思维与源头治理智慧，超越了线性思维和末端治理的窠臼。

其二，“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是治国理政实现包容性发展基础，并具体体现治水的“节水优先”与“空间均衡”中。

一方面，“因地制宜”确立了包容性发展的空间起点，承认并尊重不同区域在水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发展阶段与社会文化上的自然历史异质性。这意味着，包容性发展绝非“一刀切”的同一化发展，而是首先赋予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水情”定义发展路径的权利与空间。水资源丰沛的江南水乡与干旱缺水的西北高原，其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节水标准理应不同。“空间均衡”方针下的“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正是“因地制宜”原则的制度化实践准则。它通过设定与本地水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的发展上限，本质上是防止某些地区过度消耗而损害其他地区或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从而在源头上保障了不同区域基于自身条件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例如，对黄河流域水资源进行全域强制性约束，就是为了纠正历史上上游过度引水导致下游生态崩溃的“发展不包容”问题。

另一方面，“顺势而为”指明了包容性发展的时间动态路径。“势”既指流域水循环和生态需水的客观规律，也指城镇化、人文水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发展阶段。“顺势而为”要求治水方略必须顺应这些规律、趋势和阶段特征，具体策略应进行动态性、适应性和前瞻性调整，而非静态的、僵化的、守旧的。“节水优先”正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水安全严峻形势这一最大“时代趋势”的主动顺应。它推动全社会形成节水文明，并非要剥夺任何群体的用水权，而是引导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共同转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用水模式，确保中华民族当代人与后代人、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都能获得长久、公平、共享的发展机会。未来，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国家水网工程、转移支付和水权水价等现代化治理工具，中国水利成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和文化基石之一。

其三，“治水利民”是对“两手发力”治理机制融合的价值目标。都江堰的伟大不仅在于工程本身，更在于它催生和依赖的社会组织方式，形成的“用水共同体”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最成功、永续发展的公共资源管理典范。

李冰修建都江堰时，动员了数十万民工，这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都江堰建成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维护体系。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官员和机构负责都江堰的维护，同时灌区百姓也形成了按受益田地面积出工出料的乡规民约。这种官民共治、责任共担的模式，使都江堰能够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发挥作用。

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规则意识的社会协作，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新时代“两手发力”思想，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引入了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核心关系维度，在水利建设、管理、运营中引入市场机制。它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通过颁布实施《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等，强化政府的监管与保护责任；另一方面，则通过深化水价改革、健全水权水市场交易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水利投融资格局等，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治理新格局，为破解复杂的水资源管理难题、广泛凝聚治水兴水社会合力，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制度动能。

纵观古今，从都江堰“乘势利导”的灵动，到“十六字”治水思路的宏阔，中华治水智慧一脉相承又历久弥新。它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回应了时代的迫切呼唤，不仅为中国保障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其蕴含的尊重自然、系统统筹、均衡永续的哲学，也为全球应对水安全挑战贡献着重要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治水之道汲取全球治理智慧

都江堰等治水智慧跨越到新时代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超越具体历史情境，为当代全球治理问题提供文化启迪。在气候变化加剧、技术迭代加速、社会变革深刻和地缘冲突恶化相互交织的今天，都江堰所体现的“制宜”、“顺势”、“合一”、“利民”为精髓的东方智慧，恰如一股清冽的活水，为干涸而僵化的全球治理思维，提供了极具启发的疏解之道。

第一，以“制宜而非固化”之智，破解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僵局”与技术发展的“路径锁死”。都江堰之妙，首在“因地制宜”，它拒绝将治水之法教条化，而是依据岷江特有的水势、沙石与地形，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这直指当前全球气候谈判与发展模式的核心困境。国际气候治理若忽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能力上的根本差异，必然举步维艰。

都江堰智慧启示我们，必须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允许多样化的、“制宜”的自主贡献方案，让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公允支持的前提下探索绿色增长之路。真正的智慧在于构建能够容纳不同文化背景、伦理考量和创新模式的弹性治理框架，鼓励符合各自社会情境的多元化技术探索与监管实验，避免全人类在未知风险前被“锁死”在一条道上。

第二，以“顺势而非对抗”之策，疏导技术伦理的狂澜与逆全球化的暗流。都江堰工程不强行与汹涌的岷江正面对抗，而是通过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的有机组合，巧妙引导水势，化狂暴之力为灌溉之利。这一“顺势哲学”对于驾驭当今两大“洪流”至关重要。面对技术伦理的狂澜，简单封堵或放任自流皆非良策。通过前瞻性的全球对话与敏捷监管，为技术发展设立清晰的、以人类福祉为中心的“河床”与“航道”，引导其创新能量流向解决公共卫生、教育公平、环境保护等全球性挑战，同时利用“飞沙堰”般的审查与矫正机制，及时淘洗掉有害的、歧视性的技术应用。

同样，面对保护主义与地缘冲突加剧的“逆全球化暗流”，“筑墙”和对抗只会抬高水位，积聚更大的破坏性能量。都江堰智慧呼吁我们，应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互联的“大势”不可逆转，关键在于如何“因势利导”，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修复多边主义的“河道”，让贸易、投资、知识的流动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从而将因分配不公、文化冲击而产生的对抗性力量，疏导为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动能。

第三，以“合一而非局部”之观，弥合社会发展的裂痕与生态治理的割裂。都江堰是一个将防洪、灌溉、航运、生态乃至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生命系统，其维护超越了单一的水利功能，需要官、兵、匠、民基于共同利益的协同。这深刻批判了当今国际社会中盛行的“局部最优而整体失衡”的短视行为。在社会领域，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与数字鸿沟，正是各国政策长期专注于经济增长这一“局部”，而忽视全球命运共同体“合一”建设的结果。

国际社会需要借鉴都江堰的“系统工程”思维，推动发展援助与合作项目从单一的经济投入，转向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协同发展的整体方案。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污染等问题环环相扣，但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往往以邻为壑。都江堰启示我们，各国在“深淘滩”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务必“低作堰”分享发展红利，推动全球建立跨领域、跨区域的综合性全球生态治理框架，以实现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统筹行动和协同增效。

第四，以“兼利而非独占”的利民之德，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石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都江堰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其建立并维系了一套“兼利”的分配与维护机制，确保了生态、灌区和城市都能从水利中获益，从而将潜在的冲突转化为共同维护的责任。

当前，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西方国家追求绝对安全、强化军事同盟、奉行零和博弈，本质是“独占”安全，结果往往导致更普遍、更易发的不安全。都江堰智慧倡导的“兼利”安全观，要求尊重和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增进战略互信，追求普遍、共同、合作的安全，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红利能泽被全球。全球各国应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非排他性的方式提供和维护这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确保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与道义基础。

结语

从治水到治世，都江堰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集体行动困境时的治水治国的长期实践和文化丰碑。在人类社会再次站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际，重温都江堰“制宜”、“顺势”、“合一”、“利民”的治水之道，可将这份源自江河的东方智慧，注入当代全球治理的实践，从而开辟一条和谐共生、通达久远的共同发展之路。

作者：周申蓓（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水利部水利经济研究所所长、《水利经济》主编）

责任编辑：苏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