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古代城邑水质必须适合日常饮用的基本要求方可定居，这是对“以水定城”历史含义的新阐释。中国古代王朝时代，都城为什么会不断迁徙、新建？周宏伟教授尝试作出科学解答。水资源包括水量与水质两方面，从地下水水质入手分析古代都城迁移原因，可谓独辟蹊径，值得大家品评。

中国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都城迁移的内生动力其实来自水资源的供给状况，尤其是作为都城主要饮用水水源的浅层地下水的总体水质状况。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内一块石碑上刻着的元大都城规划示意图。元大都城传承了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理念和手法，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图源：人民画报）

中国早期王朝、政权都城的“不常厥邑”（《尚书·盘庚上》），喜徙多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直以来，历史文献中即有所谓的“夏人十迁”“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周人八迁”之说。不但早期王朝的都城经常迁徙，西周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都城也多不稳定，比如秦国，据《史记》记载，在约5个半世纪中，就先后以西垂、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9地作为统治中心。这种较长距离的都城迁徙现象可称为“都城远迁”。秦代以降，都城迁徙虽然没有先秦时期那么频繁。但随着改朝换代的不断进行，小地域范围的都城城址改易现象似较为常见。比如，同在西安地区，西周的丰邑、镐京，秦咸阳，与汉长安、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位置并不重叠；同在洛阳地区，周王城与汉魏洛阳、隋唐洛阳的位置也不重叠；同在北京地区，燕都（蓟城）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的北京，位置几乎不重叠。这种短距离或微距离的都城城址改易现象可称为“都城近移”。除了都城多见迁徙之外，很多政区治城也有迁徙。由于中国古代都城乃至郡县治城位置并不很稳定，导致我们今天阅读历史文献时总是能够遇到当时就已成为弃城的“×故城”“古×城”，现代考古工作者也经常发现“×古城”“×城址”。

众所周知，古代建成一座都城、城邑很不容易，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可是，先民为什么要不断弃之而他徙呢？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迁徙的原因，很多学者都进行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如关于“殷人屡迁”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文化原因“奢侈说”（《尚书正义·盘庚上》引郑玄语），自然原因“河患说”，经济原因“游牧说”“游农说”“追矿说”，军事原因“便战说”，政治原因“争权说”，等等。不过，这些原因都只能算是导致都城迁徙的外在或外生因素，这是因为古代城邑作为一定范围土地与建筑群的结合，除了自身的不可移易性，城邑及其附近地表的一切人类活动和部分自然条件都是可以移易的；而可以移易的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可视作影响城邑发展的外在或外生因素，其影响不具有经常性、必然性，因此，很难用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因素来解释一个朝代、一个国家都城的多次迁徙。要探求中国古代都城频繁迁徙的根本原因，找到导致中国古代都城迁徙的内生动力十分重要。那么，引起中国古代都城迁徙的内生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基本原则说起。

一、“水地”：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基本要求

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基本要求，即古人选择都城时需要满足的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作为都城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自然条件。诸多学者基本认识到都城选址需考虑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条件，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思考和分别什么是古代都城选址的必要条件，什么是古代都城选址的充分条件。其实，古人对都城选址的必要条件认识得很清楚，那就是“水地”。所谓“水地”，是指水源丰沛的地方。中国古代王朝的都城、政权都城绝大部分位于北方地区，北方地区大部分属于年降水量400～800毫米且季节性分配不均的半湿润地区，夏季高温，冬春干旱少雨，蒸发强烈，为此古代王朝政权统治者在选择都城时必须要寻找一块“水地”，以为王朝核心所在地的长治久安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水地”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西周初年。《考工记·匠人》“匠人建国”一节有云：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niè]以县，眡[shì]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

意即，周王在封建诸侯国时，往往要为诸侯选择一个水源丰沛的地方作为驻地，然后通过在该地安放测量日影的仪器一槷（臬）来观察确定太阳照射板的轨迹，并以之为准则，标记该地的日出时影点和日落时影点。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确定各诸侯国相对位置的技术性方法。可见，“水地以县，置桑以县”句中的“县”（縣），其实就是指周初营建洛邑后在畿内（关中、豫西和晋南地区）所分封的诸侯领地或采邑，即如《逸周书·作雒解》“制郊甸，方六百里；（國）［或］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这与《说文》中“县，系也”“系，约束也”的释义也颇为符合。不但分封诸侯国如此，西周王族（朝）的都城选址更是如此。先周时期周人由陇东黄土高原南下迁居豳（邠）地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对水源的考察，如《诗经·大雅·公刘》所载：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观其流泉”，即考察豳地的水源情况，是周人“豳居”的关键前提，没有可靠的饮用水水源，即使有宽广（“既溥既长”）的“隰原”可以“彻田为粮”，人们也无法在豳地长居下去。商末周初，周人对水源的重视在选择“新邑洛”过程中有更好的遵循。《尚书·洛诰》记载召公“相宅”之后周公的“营洛”过程：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

召公把新建周都的宏观位置确定在河洛一带之后，周公之所以最后把新都选定在洛（邑），就是因为他此前对河北的黎水（今淇水）一带和河南的涧水东侧、瀍水东西两侧进行了实地考察、比选。显然，这种考察活动都是以河流附近为目标的。“新邑洛”“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郏山”即今河南邙山，洛、邙之间也确实是建设新都的佳处。

这种都城选择中对“水地”的要求，春秋时期有了更明确的总结性表达。《管子·乘马》中有云：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显然，“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一句中最关键的字眼——“水”，就是答案，因为只有在“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才有可能具备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以保障都城居民生活生产的“水用足”。其实，春秋战国时期，时人对水的极端重要性的总结性认识，在相关论述中常常能够发现。《管子》专门收有《水地》篇来论述水的重要性，譬如“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水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一切生命的中心和善恶得失的源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的科学思想。《左传·成公六年》专门记春秋时期晋人迁都选址：“土薄水浅，其恶易觏[gòu]……有沉溺重膇[zhuì]之疾”。认识到居地的水土环境不好，与罹患的疾病有一定关系。晋人把“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的新田（今山西侯马新田遗址）作为新都，当是因为该地在水量和水质两方面都能够得到保障。

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尽数》载，“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zhǒng]与蹩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尫[wāng]与伛[yǔ]人”，表明战国先民已经认识到水质状况与身体健康有一定关系。人们甚至更进一步把河流的干涸少水与早期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如《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正是因为先民对水的重要性有了这样一些直观、朴素甚至具有科学性的认识，所以在选都的时候才会特别强调和重视“水地”。

至于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文献中虽没有明确记载王朝都城的选择要求，但应该与周代人们的认识相仿，因为夏商时代的自然环境条件与科学技术水平差别不大。在西周时期，人们对都城选址已有不少实践经验，且通过设定明确的要求在分封诸侯过程中进行推广，今天所知的周代诸侯国国都，可以说都是位于平川河流之侧。南方地区的楚、吴、曾等诸侯国都城自不必说，北方地区的鲁、燕、齐、秦、宋、卫、陈、蔡等诸侯国的都城也基本上是建立在黄河、淮河及其一级、二级支流所在的冲积平原上，符合“土厚水深”的“水地”要求。可见，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性认识，并用以指导迁都实践。先秦时期开始出现的以寻找合适“水地”立都为目的的技术性方法——相地卜居之术，到汉晋时期逐渐发展为选择居址的风水思想，其最核心的要求仍然是水，晋代郭璞《葬书》中的“明堂惜水如惜血”“风水之法，得水为上”之说，应来自先民对水的重要性的长期经验性认识。

以往有关古代都城选址问题的研究，学者虽然没有发现上述都城选址所遵循的“水地”原则，但无疑都认识到河流对都城选择的重要性。中国古代都城选址既然具有明确的“水地”要求，那么，寻找适合人们长期居住生活的“水地”作为都城，也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同追求。可是，当统治者寻找到一处合适的“水地”建立都城后，一个可怕的都城梦魇却随之而来。

二、地下水污染：中国古代城邑的永恒梦魇

所谓地下水污染，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引起地下水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和生物学特性发生改变而导致质量下降的现象。地下水污染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包括都城在内城邑的永恒梦魇，是因为中国古代城邑始终无法摆脱地下水污染所带来的长期伤害。中国古代城邑地下水污染的具体状况如何？不妨看看其污染来源和污染实例。

（一）中国古代城邑的地下水污染来源

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滨水（河流）之地虽然取水方便，但也有发生洪水、崩岸的灾害之忧，所以古代先民往往尽量选择高下适中、地下水资源丰富的“水地”作为都邑之所。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大小城邑、聚落主要就是通过凿井来解决城邑、聚落内居民的饮水需求的，据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凿水井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先民即已知道通过开凿水井来利用地下水资源。考古发现的早期水井遗迹基本上分布在当时的城邑、聚落之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战国时代，城邑居民可能已“二舍共一井爨”，而到汉代，根据考古发现，中原地区乡村聚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一户一井。

中国古代都城作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是人口聚集的中心，人口数量越大、聚居一地的时间越长，累积起来的污染物自然也就越多。污染物质进入地下含水层后，浅层地下水受污染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尽管污染物运移的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的监测，等到发现时，地下水的污染往往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是因为地下水循环交替缓慢，即使排除污染源，已经进入地下水的污染物质将在含水层中长期滞留，随着地下水的流动，污染范围还将不断扩大。已经污染的含水层要恢复到自然净化水平，往往需要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时间。

古代城邑地下水污染出现如此恶性发展，应该与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地下水污染的产生机制长期没有形成正确而普遍的认识有关。中国晚至元代王恽（1227—1304）才认识到：“吾闻生聚繁夥之地，水率咸苦，井而得美泉者百不一二数。何则？腐秽渗漉之余故也”。然而这种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当时乃至后来相当长时间内人们的普遍性认识。其实，即使当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找不到有效防止地下水资源污染的方法。从现代环境科学角度看，进入地下水的污染物主要来自人类活动。大概有4种途径：一是堆放在地面的垃圾与废渣中的有毒物质，通过雨水淋滤进入地下含水层；二是各类污水排入河湖坑塘，渗入补给地下含水层；三是长期利用污水灌溉农田，可使大范围的地下水受污染；四是止水不良的井孔，会将浅部的污染水导向深层。

在中国古代城邑之中，通过渗漏方式进入地下水的日常污染物质来源应该主要有人畜粪便、生活污水和各种垃圾等。因此，中国古代城邑地下水人为污染问题的出现，自当与那个时代居民的日常居住、生活、生产习惯和主要污染物处理方式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战争、灾害、饥荒所产生的人畜尸体以及圮毁建筑物等的不当处理，也会导致地下水的污染。尽管古代不具备地下水污染原理的科学认识，但是所居城邑、聚落井水水质的好坏，很早就是先民十分担心的事，如《周易·井卦》所云：“井渫[xiè]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意即老井中的杂物淘干净后，井水如果还不能饮用，会让我的心情很悲痛；如果可以饮用，那就是大王的英明、百姓的福分。可见，古代城邑、聚落地下水的水质状况虽然无法像今天一样采用仪器进行检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水质必须要适合当地居民日常饮用的基本要求（例如口感合适、无害健康）方可定居。

中国古代城邑对废弃物的处理，无论是地面排污沟渠、地下排污设施、厕所、渗井、灰坑的修建，还是对待人畜尸体、城邑废墟的方式，基本上都不能有效防止污染物质对地下水的污染。非但如此，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为了生活方便，选择的水井位置还常常与灰坑、渗井的位置错杂布置。河南偃师商城八号宫殿基址南部院落中密集分布19个灰坑，其中6个本是废弃的水井。2015年，在唐长安东市东侧遗址发现了密集分布的水井、窖井、渗井、灰坑和卧泥池等遗迹。显然，不同用途的井、坑密集分布，很容易导致渗井、灰坑旁边的水井发生污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地方被选择作为都城后，往往不需要多长时间，其浅层地下水就会为生活污水、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所污染。一般来说，城市面积越小，人口越多，浅层地下水受污染的速度就越快。

（二）中国古代都城地下水污染的具体情形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污染的城邑浅层地下水一般用井泉“咸苦”“咸卤”“苦咸”“咸”等字词来表达。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口感味道，是因为浅层地下水被污染后往往水中硝态氮浓度较高，这主要来源于硝酸盐等物质；而硝酸盐类含量超标的地下水，喝起来就是苦、涩、咸的味道。直至今天，北方民间对这类地下水的指称依然独特，比如河南省民间称之为“苦水”“卤水”“茅缸井水”，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唤作“油水”“燥水”，山东省则称为“赖水”“滥水”，等等。由于这类地下水含氮素，往往具有一定的肥力，因而常被学者统称为“肥水”。大量调查表明，肥水主要是居民点长期人类活动的污染积累而成。居民点产生出大量的含氮有机物（如堆肥、无防渗设施存放的粪便、厕所的渗漏物、污水、污物等）在适宜的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的微生物作用，被矿化成为硝酸盐，随水下渗，逐渐下移，在有利于积存的条件下，溶于地下水中，长期累积而形成肥水。据20世纪70年代调查，硝态氮肥水在中国广大的平原地区均有分布，尤其是北方平原地区。一般来讲，硝态氮肥水大多分布在居民点（包括古代遗址）及其附近。城镇越古老，面积越大，肥水分布的范围就越广，含氮量也越高；反之，离居民点愈远，肥水分布愈少，含氮量愈低。此外，城镇内肥水的含氮量又较城镇外为高。

古代都城地下水污染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在此，以西安、洛阳、北京等古都为例，略做分析。

1．西安。西安是中国著名古都，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多个王朝建都于此。如果从公元前1057年周徙都丰（邑）算起，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西安地区断断续续为都的时间长达1140年之久。西安一带属于渭河及其支流注河、灞河等河流的联合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但是，从相关史料来看，汉唐时期长安城的地下水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在考虑将王朝都城迁往长安的时候，庾季才指出，汉长安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据此认为汉长安城并不适宜继续作新王朝的都城，倒是当时的“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显然，“水皆咸卤”成为隋初放弃旧都汉长安城址而另择地建新都大兴城的首要原因。隋都大兴城入唐改称长安。到唐代中期，新长安城的地下水水质也变得不容乐观。例如，史籍有称唐初僧人万迥所居长安城中心的怀远坊“坊中井皆咸苦”，中晚唐诗人姚合谓“旧客常乐坊，并水浊而咸”。万迥生活的年代与唐中宗李显（656—710）的生活年代相仿佛，大致是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年。姚合（777—843）生活的年代主要是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中叶。显然。唐长安城中井水的这种咸苦现象并不是一时的个例。其实，长安在失去都城地位后，地下水污染对西安地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仍长期存在。例如，距唐末已百余年的宋初大中祥符七年（1014），陈尧咨知永兴军（治今西安），其上奏中仍称：“永兴军城井泉大半咸苦，居民不堪食”。有学者称，从唐中叶开始长安城里的井水苦咸现象就变得愈来愈严重，是很有道理的。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也表明当时西安市城区和近郊的地下肥水连成一片面积多达13万亩，城区地下肥水含氮量高达200～500克/立方米。可见，宋以降，西安地下水的污染情形似乎一直未有本质性的改善。

2．洛阳。洛阳也是中国著名古都，所处的洛阳盆地自古号为“天下之中”，夏、商、周、东汉、西晋、北魏、隋、唐等多个王朝先后建都（城）于此，立都时间同样逾千年。流经洛阳一带的洛、伊二河水量虽皆不大，但汇合区域地势平坦，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历史时期洛阳地区的地下水污染状况如何呢？由于记录这方面情况的直接材料极少，我们只能从一些间接性材料进行分析。

汉魏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东15公里的白马寺一带。东汉、西晋先后都于此，其间连续为都近300年。然而，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直接导致洛阳“火三日不绝，京都为丘墟矣”。西晋时洛阳尽管一度复兴，但“八王之乱”（291—306）又使之“函夏萧条，井堙木刊”，几近于废弃。直至近200年后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弃平城而迁都洛阳，并进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才使之能够连续为都40年，以迄于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据考古工作者在北魏西郭城内（文献记载的洛阳大市一带）多年的勘探发掘结果，在距内城西墙1700～2600米的西明门外大道以北、西阳门外大道以南的区域，经常发现一些北魏时期的方形和长方形半地下房基、窖穴、灰坑和烧窑等遗迹，其中半地下房基的一角往往有类似渗井的较深圆形窖穴，填土皆为绿色腐殖土。由此看来，北魏洛阳城的居民在居所内开挖用作排污、排水的渗井可能具有普遍性。这样，北魏洛阳城一带的浅层地下水不可能不被污染。其后的东魏之所以放弃宏丽的北魏洛阳城作为帝都而西迁关中，可能就与当时洛阳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有关。

降至70年后的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又于洛阳地区营建东都。此间之所以新选址于东周王城与汉魏洛阳城之间的洛水上，很可能还是因为北魏洛阳城一带的水环境不良。北魏灭亡后，洛阳城一带“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即洛阳城已成为一大片废墟。70年间，废墟不断渗出的污水有可能是加重洛阳城一带的地下水污染问题的原因。后因隋炀帝相信“修治洛阳还晋家”的民间谶语，这才又有了在洛阳修建“东京”的想法。宇文恺规划的新洛阳城跨洛水而建，显然是特别考虑了都城的水源保障问题，从而使该城能够持续使用150余年。然而，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导致洛阳城“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神都洛阳的繁盛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不过，由于洛阳一带居伊洛河下游冲积平原，地表水水量较丰富，浅层地下水更新相对较快，今天并没有发现大面积的地下肥水，推测古代大部分时间其浅层地下水水质当较好。

3．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缘永定河冲积平原的北京旧城，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燕都蓟城，其位置约在今北京市区西南的宣武门一带。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井。水井多而密集，相当程度上说明此间的蓟城已经出现了较严重的地下水污染问题。713年，唐置幽州节度使，治所幽州城是在旧蓟城南面拓展的。辽改称南京城，可能为了保障用水安全，宫城被布置在靠近河流的城西南部。至金熙宗天德三年（1151），立为中都城。中都城将辽南京城东、西、南三面城垣各向外拓展3里，北面不变，并在城内大量聚集人口。1215年蒙古军的到来，金中都城遭到严重破坏，形成的大片废墟，必定会造成地下水系统污染。例如，在中都西营遗址发掘区西北部发现的水井中，即出土有盔甲、骨头、残砖瓦等。其实，即使金中都一带没有变成废墟，有唐以来的500多年里人们的连续居住、生活，其地下水的污染不可避免。好在中都城一带当时有一定的地表水资源，能够维持数量不大的官民生活，但显然无法满足王朝都城人口大量聚集后的用水需求。于是，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即命刘秉忠筹建元大都城。刘秉忠似有意避开金中都的废墟，选择以前朝离宫大宁宫（今北京市北海左近）一带为中心重建新城。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大宁宫附近的地表水资源较金中都城一带丰富，便于生活利用。然而，随着明朝北京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京城地下水资源的污染速度进一步加快，适合饮用的井水变得越来越少。到明朝末年，徐克暖的《妹由笔》即谓：“京师井水多咸苦，不可饮。惟詹事府井最佳，汲者甚众”。入清，虽然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明北京城作为都城，但是，当时北京城中的井水已多不可饮，皇宫中的日常用水全赖从西郊玉泉山上转运过来的泉水，宫中水井仅能充作备用水源。有清一代，王朝之所以曾投入巨资大规模开发北京西北郊海淀一带作为与紫禁城并重的新的政治中心，应与这一带位于河流上游、水质较好且地表水水源较丰富、方便宫廷利用有密切关系。至于北京城中的普通老百姓饮水，则只能利用少数公共水井。尽管清代北京公共水井的水质大多不好，可是相关购运费用却不低，使得日常水费成为京城百姓生活的巨大开销，而挑运井水的“水夫”也成为城内十分独特的人文景观。据1965年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全市有27195眼渗井，估计城内每眼渗井年均排水上千吨。清代北京地下水污染之所以严重，主要原因或在此。

有太监回忆说，宫里的井水，大家都不敢喝。图为故宫水井分布图

旧时京城水夫

事实上，非都城的古代城邑，在规模上远较政权都城为小，然而，由于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的环境灾害事件等与都城相比并无本质差异，故其浅层地下水同样面临污染问题。

三、弃城迁移：中国古代都城摆脱地下水污染的无奈选择

所谓弃城迁移，就是指放弃地下水已被污染的城邑，迁徙到水源充足、水质良好的地方再建新城。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向来安土重迁，统治者要让人民完全放弃一个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繁华城邑乃至一朝一国的都城而另徙他乡，不是万不得已、无可奈何，绝对不会出此下策。之所以作出弃城迁移的无奈选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代城市浅层地下水容易污染，致使地下水无法饮用。尽管先民想方设法改变或摆脱水污染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诸如开凿新井、城外挑运、城外引水，但是在这些方法无法真正奏效时，只能作出弃城迁移的无奈之举，这既是传统社会先民摆脱既有地下水污染问题的终极方式，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城邑兴衰历程的开始。

（一）地下水污染的缓解方式

中国古代城市先民解决地下水污染所造成的饮水缺乏问题的方式可以归结为4种方式：开凿新井、城外挑运、城外引水和弃城迁移。前3种方式属于地下水污染的缓解方式。

1．开凿新井。当城内某口水井的井水被污染，先民摆脱水污染最为简单的方式便是在旧井附近找一块空地开凿新井，以方便取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之所以常常在某古城遗址中发现密集分布的水井群，就是因为其时旧井污染后需要不断开凿新井来解决饮用水问题。可以说，城邑中的水井密度越大，基本上即意味着该地（区）浅层地下水的污染程度越高。例如，偃师商城8号宫殿基址南部院落中发现有6口废弃后用作灰坑的水井遗址。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唐长安城中心区的通义坊遗址仅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11口水井，这意味着平均大约每45平方米就有1口水井。2015年，又在唐长安东市遗址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密集分布的水井、窖井、渗井、灰坑和卧泥池等遗迹。显然，这些密集分布的水井遗迹，很大程度上可谓是特定城邑特定时代地下水污染程度的见证物。

其实，在城邑居民密集区被污染的水井附近开凿新井往往难以解决饮水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地下水的流动，旧井污染后，附近一定范围内的浅层地下水很可能也已被污染，在旧井附近开凿的新井，水质优良的概率并不高，这是常态；另一方面，即使新井水质优良，但要长期保持很不容易，因为城区地下水的点状污染源（渗井、被污染的水井）、线状污染源（排污沟渠）会随地下水的流动而逐渐扩大为面状污染。因此，当开凿新井并不能解决饮水问题时，先民只好另寻他途。

2．城外挑运。当城内适合饮用的井水供不应求，利用人力从城外挑水或利用人力畜力从城外运水进城，往往是传统时代解决饮水问题的临时方法。三国魏广武城中发生饮水污染问题，“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及至1400余年后的明代晚期，与广武城一山之隔、位于桑干河冲积平原上的山阴县城（今山西省山阴县古城镇），据当时所立的《水利碑》称，其“城民旧苦卤饮”，尚是“远及城南石井担水，日费二三文”。迟至清代，类似情况在部分缺水城邑仍然存在。然而，从城外挑运河水或井水，不但费时、费力、费钱，且效率不高，对于规模不大、人口不多的县治类小城，可解暂时性的（如季节性短期缺水）燃眉之急；而对于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县以上城市，则完全无能为力。因此，城外挑运方式显然不是解决城内居民饮水问题的长久之计。

3．城外引水。相比于开凿新井、城外挑运方式，自城外引水进城，应该是解决城内居民饮用水问题的较好方式。从城外引水入城解决居民饮用水问题，中国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技术方法。例如，河南偃师商城中已有护城河、宫苑水池和水渠、地下排水道、防火水池等系列水利设施，殷墟遗址也发现有与自然水系联通的干渠、支渠和蓄水坝相结合的人工水系（详见后文）。到西周时期，周原岐邑也建设有类似于殷商的引、储、供结合的水利系统。降至汉代，众所周知汉都长安通过在城内修建系列沟渠、陂池，从城外的昆明池等水体引水入城、入宫。可见，从城外引水入城来解决居民的饮用水问题，在技术上是相当成熟的。因此，每当发现某城城内地下水污染，饮用水告急，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自城外引水进城济困，就是常见的办法。例如，北宋时永兴军（治今西安市）“城内泉咸苦，民不堪食”，知府陈尧咨“乃亲相度城东南二里龙首渠，其水清甘，开渠引注入城，给民汲饮”；到明代余子俊知西安时，又“以居民患水泉咸苦，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

然而，自城外引水入城的基本条件，除了要有地方官员组织，还要人力、物力、财力齐备，更重要的是，在距离城邑不远的地方有充足、稳定的水源可引。通常情况下，只有靠近大湖、大河、大山等有较稳定地表水水源或潜在地表水水源的城邑，才有可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可是，像在古代的华北平原腹地地区，很多城邑在多数时间里事实上并不具备这样的水资源条件。那么，一旦附近缺乏足够的地表水资源可资利用，先民又如何来解决饮用水不足的问题呢？

（二）地下水污染的终极解决方式：弃城迁移

由于不同时代都城的自然条件、人口规模、供水设施等方面情况有异，必然导致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都城的持续使用时间长短有异。一般来说，降水较多区域的都城的持续使用时间超过降水较少区域的都城，地表替代性水源较多区域的都城的持续使用时间超过替代性水源较少区域的都城，受偶然性侵害较少的都城的持续使用时间超过受偶然性侵害较多的都城，人口密度较小的都城的持续使用时间超过人口密度较大的都城，距今时代较近的古代都城的持续使用时间超过距今时代较远的古代都城。

上古时代的城邑规模，除王朝或诸侯大国都城外，一般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由于城的规模小，古国的大部分人口只能聚居于城的外围地带。由于先民的生活习惯、排污设施等并无本质性改变，因而，像上古时代位于半湿润区的北方平原地区的普通城邑，绝大部分的持续居住时间往往只有几十年。只有极少数古代都城，由于地表水体补给较多、供水基础设施较好，水源的可替代性、保障性较强，其持续居住为都的时间才会比较长。面对地下水污染而导致的长期的水质性缺水，一个人口数量较多的都城，如果大的环境条件（比如气候、水文）没有变化，局部的改善措施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不妨通过夏商时期的都城实例予以说明。

1．夏都。按前引今本《竹书纪年》有“夏人十迁”的说法，夏王族一地连续居住的时间，除了在用水条件可能较好的老丘超过200年，其余9迁，每次的间隔时间都不是很长，多的如帝禹、帝启居冀共约60年，少的如少康、帝杼居原共约8年。按夏朝延续约471年计，如果不算老丘，其余9次迁居地的平均居住时间仅仅约为30年。由于夏都的位置大多迷茫，相关史料缺乏，具体情况难以深入讨论。

2．商都。商朝约自公元前1600年始，约于公元前1046年终，持续了5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在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20年前后）前的近3个世纪里，商朝见于记载的都城迁徙大约有４次，即从亳迁到嚣（隞），而后迁到相，再迁至庇（耿），最后迁到奄。各地居住的具体时间说法不同，但除居亳的时间较长（157年）外，其余4个都城的平均居住时间也约为30年。商前期都城之所以频繁迁徙，自然有某些外在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为了解决都城的饮用水不足问题。这从《尚书·盘庚》“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一句即可以看得出来。这句话的背景是盘庚自奄迁殷后为平息民众意见而说，大致的意思是：如今我的子民由于荡水干涸而弃家出走，漂泊不定，你们说此前我为什么要极力动员大家迁居殷地呢？盘庚的言下之意即迁殷是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原文句中关键的“荡析”一词，不是唐孔颖达所谓“播荡分析”的意思，而是指荡水干涸的意思。“荡”，指古荡水，当今汤河。《说文》：“荡，荡水，出河内荡阴，东入黄泽。”荡阴，即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北距殷墟不远。古荡水与流经殷墟之侧的古洹水（河）在汤阴县城以东北汇而为一，注入古黄泽、古黄河（今卫河一线）。在暖温带季风气候条件下，华北平原的短小河流在少雨的冬春季节出现干涸本是正常现象。因此，三国时期著名学者王肃认为“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潟）卤，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是见解十分正确的。所谓“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意思就是说所居都城地下水出现咸化现象，无法持续统治下去。然而，盘庚迁殷后，商朝王族居然从此停下了频繁迁徙的脚步，在洹河两岸持续居住的时间超过2个半世纪，即《竹书纪年》编者所谓“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真正实现了盘庚迁殷所期待的“用永地于新邑”的愿望。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由于安阳殷都的这个情况远远超出早期王族持续居住一地多为数十年的时间限度，因而，有必要对这个案例作进一步研究。

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洹河两岸殷代遗址的面貌已越来越清楚。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盘庚迁殷后，都城在小范围内其实有过微移，即从开始的洹北商城（盘庚至小乙时期所居，约50年）迁徙到洹河南岸的殷墟小屯宫庙区（武丁以降，200余年）一带（参见图１）。引起学者特别注意的是，这先后两处城邑的形态差异十分明显：洹北商城有城墙，而殷墟小屯宫庙区没有城墙，只有发达的水系。城墙自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标配。众所周知，属于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有小城、大城，郑州商城有城墙，洹北商城也有内（宫）城、外城，这说明商代城邑是有城墙修建传统的。可是，为什么殷墟小屯宫庙区没有修建城墙呢？过去多数学者认为，洹河南岸殷墟小屯宫庙区的西、南外围与洹河相连的一道壕沟（或称围沟、大灰沟），事实上已经构成具有防御作用的设置，因而，也就不再需要构筑城墙。然而，近年有学者指出，这条大灰沟很可能是若干类似“取土－蓄水坑”所构成的遗迹群。其实，考古发现的大灰沟之所以呈不连续的多坑状态，很可能是原计划的壕沟在施工过程中被突然终止的结果，就像此前洹北商城外城建设突然终止一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与洹河相连的长近400米的大灰沟西北段似无法合理解释，因为如此之长的与河流连体的人工沟段，自然不完全是为了蓄水。武丁时期，商王朝国力强盛，社会环境安定，有可能觉得按原计划建设都城防御工程的必要性不足而最终放弃。

图 １ 殷墟的水利系统与聚落分布图

注：此图系据唐际根、岳洪彬、何毓灵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相关插图、文字改绘。

相比于有无城墙本身，殷墟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有城墙的洹北商城只使用了约50年，而没有城墙防御设施的殷墟小屯宫庙区，殷商统治者为什么能够安居于此长达200多年？二是当时洹北商城似乎还没有发生严重水荒，统治者为什么会废弃规模不小且初步建成的洹北商城，而选择在洹河对岸的小屯一带重建宫庙呢？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必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综合起来考虑，笔者认为个中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洹河的水文环境条件十分特殊。洹北商城宫殿区的发掘报告显示，洹北商城外城是在建设过程中被突然终止并废弃的，而废弃的时间与此前建成并使用了较长时间的内城（宫殿区）一号、二号基址焚毁的时间相同。根据在一号基址夯土及庭院内外发现了40多处祭祀遗存的情形可知，祭祀是一号基址原建筑的主要功能之一，一号基址之所以发生火灾，很可能是由祭祀活动用火所引致。考古工作者在二号基址旁发现了一座深8.5米的饮用水井，可知二号基址的原建筑可能是一号基址的附属生活性建筑。根据目前一号、二号基址区域没有发现其他水井的情形，推测该井水量基本稳定、水质良好。因此，洹北商城之所以被彻底废弃，宫殿区的这次火灾应该是导火索，因为火灾肯定暴露了洹北商城的一些自然条件缺陷，例如无法引水入城（地势较高）、地表水取水不便（距洹河0.5～1.5公里）、地下水水位较低（井水位距井口3～3.5米），且部分区域水源可能不足等。由于洹北商城未来还极有可能发生火灾和饮用水污染问题，如果城内没有足够、稳定的水源保障，其将来结局必定还是被废弃。因而，比较起来，与其继续在洹北商城重建宫殿、迁入大量人口后再行废弃，还不如趁该次火灾的契机易地重建宫殿。与洹北商城相反，如图1所示，对岸的小屯宫庙区一带北、东两面滨河，洹河四季有水，地势较低，地下水水位较高，可以通过修建大型蓄水池，促进地下水的自然净化，保障宫庙区的饮用水安全。一般来说，在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主要靠雨水补给的华北平原区域发源于太行山脉的短小河流，进入降水量少、蒸发旺盛的冬春季节，往往会出现干涸甚至断流现象。然而，全长约170公里的洹河却四季有水，与众不同。洹河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该河上游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南海泉。南海泉是河南省的大泉之一，出露于安阳市西南35公里处的洹河上游河谷，今泉水流量４～６立方米/秒，年均出水量高达1.35亿立方米。要知道，2017年安阳市全市450万居民的生活用水量为1.4979亿立方米，仅略高于南海泉的年均出水量。那么，这处泉水在殷商时期是否存在？殷墟甲骨卜辞数见“泉”字，其中34165号甲骨明确提到“洹泉”：

戊子贞：其尞于洹泉大三牢。宜牢。

这里的“洹泉”无疑就是今南海泉；“尞”古同“燎”，乃燃木祭天的意思；“大三牢”即“太牢”，指祭祀时使用的祭品牛、羊、豕三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贞人卜问在洹泉祭天的祭品是否要用大三牢？卦象是肯定的。祭品用“大三牢”，是古代帝王祭天时的最高礼节。应该说，正是由于洹泉对殷都的生存具有无比重要性，商王才会使用如此大礼献祭；也正是由于古洹水四季常流，商代聚落才会独沿古洹水两岸集中分布。

第二，殷墟的水利环卫工程较前进步。殷墟的水利工程包括水池、水渠、水井、地下水道等类型，环卫工程则指地下排水管道和灰坑。如图1所示，小屯宫庙建筑基址群西侧有一处直接与洹河（安阳河）联为一体的大型水池（或称池苑），南北总长350余米，主池部分南北约170 米，东西约250米，深度超过12米，估计总蓄水量接近70万立方米。此前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宫殿区都建有蓄水池，其长宽分别约为128米×20米、100米×20米，显然较该水池要小得多。而殷墟一带所在的洹河冲积洪积扇，地表面为厚度10米左右的粉细砂层，渗水性较好，能够使大约25％～27％的河流地表水转化为地下水。因此，这个巨大水池的存在，在加大东面宫庙区一带池水转化为地下水比率的同时，可以加快宫庙区浅层地下水往地势较低的东南方向渗流、更新的速度，从而使宫庙区水井的水质安全长期能够得到保障。小屯宫庙区南部建筑基址下发现有纵横交错的总长达650米的地下水渠，主渠宽度绝大多数地方约为0.5～1米，最宽处达1.5米；深度绝大多数地方或小于0.5米或1～1.5米，最深处超过2.5米。相比前述《周礼·冬官·匠人为沟洫》中“宫中之窦，其崇三尺”的建设标准，大部分地下水渠的深度接近。这些地下水渠的用途自然在于排水、排污，由此可推测当时小屯宫庙区一带的地下水水位可能较高，以致需要通过修建地下水渠来降低地下水水位，以保证宫殿地面不致太过潮湿。有学者曾比较过殷墟1期与殷墟2期的地下水水位差异，发现后者比前者明显要低。这或许是在宫殿区域修建地下水渠所起的作用。宫庙区先后发现不同时代的水井4口，其中2口水井位于北部商王建筑基址。宫庙区以外的一般聚落（商邑）中，均发现有水井、蓄水坑、排水管道等设施。居址聚落中水井的数量不多，说明单个水井的出水量高，且使用时间长，而单个水井的使用时间长，又说明井水的水质良好。与水井相关的是殷墟的地面水渠。如图1所示，地面水渠位于宫庙池苑区以南，其中的大型干渠总长约2500米，西北自洹河引水入渠后，笔直向东南贯穿殷墟的聚落密集地带，再枝分流入东南部的手工业作坊集中区，其使用时间从殷墟2期一直延续到殷墟4期。该一干多枝状大型水渠系统的主要功能，当在于为殷都普通居民聚落补充地下水水源，并保障手工业作坊集中区的生产用水。殷墟小屯宫庙区以外的邑聚、作坊区，往往发现有陶质的地下排水管道，式样有齐口、插口、三通等，表明此间的排污设施制造技术有了较大进步。殷墟的主要居址旁都布置有巨型灰坑，相比于商代早期偃师商城宫殿前密集分布的小灰坑，有明显变化，这可视作生活垃圾在往集中式处理方向发展。另外，灰坑与水井之间大都保持较远的距离，这与商代早期偃师商城宫殿前水井与灰坑错杂的情况相比，也是很大的进步。

第三，此间的社会环境条件较为安定。殷墟区域的建设开始于商王武丁时期。商朝武丁时期，武丁“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国力强盛，统治范围大为扩展，出现了史家所谓“武丁中兴”景象。“武丁中兴”景象的产生，应该与商都殷墟的生活生产用水能够得到长期而稳定的保障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图1所示，目前考古发现的殷墟手工业作坊有Ａ、Ｂ、Ｃ三片区，Ｂ、Ｃ二片区皆分布在洹河岸边，手工业门类最齐全的Ａ片区却离洹河较远，而前述一干多枝状大型水渠系统的存在，正好可以满足A片区的用水需求。有了稳定的水源，自然就可以保证Ａ、Ｂ、Ｃ三片区手工业生产的持续进行，从而提高王朝武器、器具的产量。武丁之后，直至商末纣王之前，商朝的国力虽有所衰落，但周围政治势力都难以对商朝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殷墟城墙的补筑工程，可能就是因此一直到商朝灭亡也没有提上统治者的议事日程。此外，商朝末期，由于华北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得冷干，河流的降水补给变少，个别年份洹河也可能水量不足而导致殷墟地下水质变差，这样，商朝的政治中心事实上已离开殷墟而南迁至淇水边的别都朝歌。众所周知，周武王灭商的战斗就发生在朝歌。可见，商王族之所以能够以殷地为核心持续居住超过两个世纪，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这里有洹河这条得天独厚的河流，能够保障都城居民的饮水安全和用水需求。

总体看来，夏商周时代的都城，迁徙是常态，不迁徙是非常态。此后，各级统治中心也很难在一地一以贯之。在没有外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的都城、城邑之所以不断地迁移、废弃，其内在的原因当就是为了摆脱地下水污染而造成的饮用水缺乏困境。地下水污染问题作为传统时代挥之不去的可怕梦魇，一次又一次在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都城、城邑乃至规模较大的农村聚落中规律性上演，严重影响着先民的生活生产，让先民十分无奈！直至1910年3月20日，北京“京师自来水公司”工程告竣，东直门水厂正式向北京城内供应自来水，标志着中国都城开始逐渐摆脱地下水污染的长期性、规律性损害，终于可以停下迁移的脚步。

结　语

综上所述，王朝、政权都城的频繁迁徙是中国古代都城历史上的奇特现象，而都城迁移分为远迁和近移两类。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水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古代都城选址遵循“水地”原则，选择合适水源丰沛的“水地”是古代王朝、政权建都的基本要求。因为中国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城邑居民主要通过凿井获取浅层地下水作为饮用水，而人畜粪便、生活污水和各种垃圾等日常污染物以及人畜尸体、圮毁建筑等对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尽管古代城邑修建了排污沟渠、厕所、渗井、灰坑等环卫设施，但都不能有效防止地下水污染。严重的地下水污染给古代都城、城邑居民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北方的西安、洛阳、北京等著名都城大多如此。为了应对严重的地下水污染，传统时代的先民通过开凿新井、城外挑运、城外引水等来缓解地下水污染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弃城迁移是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都城无法解决地下水污染问题的最终选择。可以说，古代都城在一地持续时间的长短，与该地地表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地下水水质状况密切相关，商都殷墟就是解剖和认识古代都城与水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

可见，中国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都城迁移的内生动力其实来自水资源的供给状况，尤其是作为都城主要饮用水水源的浅层地下水的总体水质状况。一个都城的兴衰过程实际上就是该都城的生命过程。择地建都意味着一个都城生命的开始，都城的废弃迁徙则意味着一个都城生命的终结。随着王朝、政权都城的迁徙，水资源动力又在另一个地方推动这个生命过程开始一轮新的循环。由于中国古代的都城迁移往往还有外在的自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它们如果与都城迁移的内生动力叠加，有可能加速或延缓都城的生命过程。例如，降水增加、举办引水工程很可能延缓这个过程，而洪水、地震、饥荒、疫情、战争很可能加速这个过程。这个由盛而衰的生命过程亦可称为“中国古代都城生命周期”。

这个以地下水污染作为核心的都城迁移动力机制，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人地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和破坏自然过程中的主动与被动、智慧与无知、适意与无奈。这个动力机制应该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古代北方半湿润地区很多原因不明的都城、治城迁徙现象和城邑、大型聚落废弃现象。而我国南方湿润地区城邑在地下水被污染后，由于大多在附近可以找到地表水水源替代，城邑持续居住的时间相比半湿润地区往往要长得多，有的甚至可以千年不移（例如成都、长沙、杭州、广州等南方城市古代都有过地下水污染，但其城市中心基本稳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政权都城还是不得不迁徙，比如出土文献记载的楚王居地有过10多次迁徙。而载有明确迁徙原因的只有4次，其中3次为“人祸”，１次为“大瘠”。《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年》曰：“大瘠者何？疠也。”“疠”即指恶疾，很可能由饮用污染的地下水引起。当然，政治功能迁徙后的城邑也不意味着完全废弃，而可能是居住人口大幅减少、城市经济文化功能随之丧失。古代都城频繁迁移之谜的解译，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和科学地研究、认识历史时期城邑聚落中的人地关系问题，应该可以得到十分重要的启示。

来源：水土环境